把一个有盗窃和抢劫前科的人当做“精神领袖”并网红化，其传递出畸形的价值观：只要一个人足够有趣、足够娱乐化，那么哪怕他犯了罪入了狱，也是无关紧要的。

这是娱乐至死的思维，它在无形中会吞噬、消解最基本的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

2012年6月，周某因偷电瓶被民警抓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了上述回应，该采访视频随即在网络上蹿红。2015年，周某再次偷走5辆电动车，加上跟车主打了一架，偷盗变抢劫性质，被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2020年4月18日出狱。

周某虽在监狱服刑，但监狱外仍流传着他的传说。很多人将他“不可能打工”做成表情包和鬼畜，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还给他安上一个“窃格瓦拉”的外号，把他当做“精神领袖”。

周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出狱当天，等待他的不仅有家人，更有若干家网红经纪公司派人开着保时捷和玛莎拉蒂等豪车去到现场接人。

他们想把周某打造成网红。周某的一个兄长表示，有30多家类似的公司接触过他们家属，200万、300万的签约价都有人提过。

300万哄抢一个有抢劫前科的“不打工男”，为了流量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是：盗窃和抢劫是大错特错的。相信追捧周某的成年更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

但他们之所以对周某的“错”与“恶”视而不见，根本上是，当周某那段玩世不恭的话被二次创作和传播后，周某的恶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廉价的调笑。

这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当所有东西都娱乐化后，严肃的东西会浅薄化，罪恶也会被消解和无视。

而网红经纪公司对周某趋之若鹜，既是对恶的无视，根本上还是逐利冲动，为的就是借助周某的流量捞一把。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红经济时代。网红经济这块蛋糕是千亿级别的。数据显示，MCN机构2015年有160余家，到2019年增加至6500家，而不少MCN签约的网红数量动辄上千个。因此，各大网络平台上大大小小的网红数以万计。

但网红群体里的两极分化也相当严重。头部网红通吃一切，小米小虾分剩下的边角料。同时网红群体的迭代非常残酷，“三个月不行，就淘汰”。因此现在很多MCN焦心的是，怎么打造出现象级红人。但像李佳琦、薇娅这样的头部网红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时有的MCN转而走上另一条经营路线：不是把小网红打造成大网红，而是直接把网络上阴差阳错蹿红的小人物“网红化”。

从最早的“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到“流浪大师”沈巍、“发际线小吴”，以及不久前的“乔碧萝殿下”，都是这一思路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被MCN盯上，不是因为他们颜值高、学识高或者有什么特殊才能，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名人”，有庞大的流量，转型成网红“事半功倍”，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商业利益指日可待。

流量本身是中性词，网红也是中性词。好东西可以成为流量，糟粕也可能成为流量，正能量的人可以成为网红，三观败坏的人也可能是网红。

这反倒凸显的是，在流量经济、网红经济中，价值观与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把一个有盗窃和抢劫前科的人当做“精神领袖”并网红化，其至少传递出了两个错误而畸形的价值观：一个是，只要一个人足够有趣、足够娱乐化，那么哪怕他犯了罪入了狱，也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娱乐至死的思维，它在无形中会吞噬、消解最基本的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

把一再盗窃、信奉不劳而获的周某捧成网红，是底线失守，是以丑为美、以恶为荣，会不会有人把这当做走红新路径来效仿？

另一个是，周某之所以成为出圈成为“精神领袖”，主要是他那么心安理得、自然而然地说出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击中的是许多人内心深处“不劳而获”的错误想法。

民间有一个关于猪的顺口溜，叫“四周栅栏都倒掉，天上纷纷掉饲料。天下屠夫都死掉，世界人民信佛教”。如果人们以好吃懒做的人为“精神领袖”，那跟猪有什么区别？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文对此表态：网络直播抵制恶意流量炒作。流量只是一种驱动力，是否导向健康的经济模式，是否能具有长远的发展动力，要看流量是否能被引向真正的价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表示，“对于以此为噱头炒作‘搞事情’的网红经纪公司，行业坚决予以抵制，对这些无视行业道德底线，破坏行业健康生态的网络经纪公司，纳入负面清单。”

有网红经纪公司辩解道：我们这是在帮周某融入社会。

事实上，周某宁愿坐牢也不愿意打工，甚至认为看守所比家还温暖，背后隐藏着诸多亟待思考的社会性问题。有学者研究发现，“与初犯相比，累犯的文化水平更低，尤其是盗窃罪和抢劫罪占有较大比例；累犯人格障碍发生率高，父母教育方式具有低情感、低温暖、高拒绝、高否认等特点。此外，累犯情感忽视、躯体虐待和忽视因子分高，生活中多采用不成熟型或中间型心理防御机制。”

周某连续四次因盗窃入狱，他的家庭在哪里？他是否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社会系统对他的教育与“扶志”为何发挥不了作用？

从“犀利哥”到“流浪大师”再到“窃格瓦拉”，这些人走红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周边的大多数不同，他们的逻辑和行为超出我们的常识体系，所以他们走红了。但心理学者指出，他们的“反常”行为背后，可能在心理、生存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的是切实务实的帮助，而不是利用他们赚取流量，用过即弃，对他们的真实困境漠不关心。

从2012年周某的采访视频曝出至今，一些媒体对周某猎奇式的报道，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个面对镜头真心忏悔的盗贼是“没有看点”的，“反常”的周某才有话题度和爆点。某些媒体盯住的是他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样的“雷语”，而非试图探寻一个人到底是如何走上这样的歧路的，或者为引导其改过自新提供帮助和机会。这样的报道，何尝不是追逐流量的结果？除了一地鸡毛，它又带来了什么？

流量本无罪，但流量的浮沫下，但愿我们都别忘了真问题。